
最新消息显示,截至笔者发稿时间(1月21日晚10点),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309例,疑似病例46例,确诊病例中湖北省270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上海市6例,浙江省5例、天津市2例,河南省1例,重庆市5例,台湾省1例,其中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病例增至6例。
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来了2003年那场肆虐全国的“非典疫情”。实际上,今年1月10日,由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张永振教授领导的协作团队,已经完成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根据基因序列分析,此次被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其基因与2003年施虐的SARS,其同源性超过70%,其致病机制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对两者进行科学对比,对于我们防控此次疫情,有着重要意义。
对比SARS与2019-nCov,无论是两种病毒本身,还是各自所处的年代与环境,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好消息:
1、2019-nCov的传染性可能稍弱于SARS
1月21日,《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在线发表中国学者的研究文章,初步揭示了2019-nCov病毒感染人类的机制。与SARS进入人体的机制类似,2019-nCov病毒也是通过S-蛋白与人ACE2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来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
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数据指出,2019-nCov病毒的S-蛋白与人ACE2之间的结合自由能为-50.6 kcal/mol,相比SARS的-78.6 kcal/mol要高出28 kcal/mol。因此,仅从分子学的角度比较而言,2019-nCov病毒S-蛋白与人体ACE2的结合能力相对SARS要稍微弱一些,当然-50.6 kcal/mol这一结合自由能也已经属于很强的水平了。
钟南山院士也在公开采访中这样说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现在还刚刚开始,现在还在爬坡期,所以和SARS相比的话,传染性没那么强,毒力也还没那么大。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现有的病死率不能说明全面情况,要看它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2、对病毒的测定速度相对17年前有了质的提升。
回顾2003年SARS的发展历程,2002年12月15日世界首例病人发病后住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致病原因都没有查明。2003年3月,常驻河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尔娄·武尔班尼首先向WHO通报了当地医疗人员的病情,并将该病命名为SARS。此后,国内有关专家一度认为病毒是一种新变异的衣原体,因而主张采用大量抗生素治疗,对治疗方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
2003年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直到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并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2003年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两份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论文,这是首批经过同行评议的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结果。也就是说,直到疾病出现后近半年,人们才掌握SARS的真实“身份”和基因“密码”。
比较而言,此次2019-nCov病毒最先出现病症大约是2019年12月8日,而仅仅一个月之后的1月10日,我国科学家就已经测定了2019-nCov的全部基因序列。随后,基于这一基因测序成果,我国的华大基因、达安基因、科华生物、万孚生物、硕世生物等生物医药公司迅速研发出了相对应的检测试剂盒。病毒的查明和基因序列的测定,为疾病的迅速检测和减少治疗上的一些弯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3、当前公开透明的披露机制极大减少了社会恐慌。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2003年SARS流行的早期,有关主管部门出于“维稳”的考虑,一度不愿意对公众公布疫情的真实情况。殊知,人们对“未知”的恐惧,甚至会大于对疾病本身的恐惧。2003年2月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潮。2月10日,抢购风潮达到最高点,平时一大包10元不到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上百元,白醋的价格也节节攀升,从10元涨至上百元,有摄影记者甚至拍到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照片。
相对而言,此次2019-nCov疫情中,政府有关部门一开始就采取了比较公开透明的态度。自从武汉市卫健委去年12月31日首次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以来,截至1月21日晚10点,仅武汉市卫健委就发布了17份相关情况通报,基本上做到了全程公开透明。信息的公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未知的恐惧,目前来看,市场上并没有出现非理性的抢购行为。
4、对疾病的管控措施与机制相对17年前有了质的飞跃。
1月21日凌晨,国家卫健委发布2020年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当前,国家已经对武汉的人员出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控,武汉市有关人员密集的活动也已经相继取消。而2003年SARS刚爆发时,有关部门一度认为“疫情不严重”,2003年2月12日,中国男足和巴西的友谊赛甚至正常进行,现场球迷超过5万人。2月18日在天河体育场的“2003罗大佑广州演唱会”也照常进行。
因此,从重视程度和应对机制来看,对2019-nCov的早期防控力度,远在SARS之上。

武汉P4实验室
5、我国的医疗水平和科研水平与17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SARS疫情结束后,我国政府战略性启动P4实验室的建设。位于武汉的P4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参照国际上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要求建设,引进了法国里昂P4实验室技术和装备基础。武汉P4实验室的建成,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
同时,相对于17年前,我国的基础医疗水平和医疗队伍的配备,也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一些专门对抗呼吸道病毒性感染的全新研发的中成药,也很有可能对2019-nCov病毒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此外,随着基因序列的测定,相关疫苗的研发也一定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综合对比之上,我们根本无需恐慌,积极做好疾病预防,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陪好家人过好团圆年。让我们一起默默为武汉加油,为所有白衣天使加油,为中国的生物医药科学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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