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热到爆棚，你要是说不出“云计算”、“第三方支付”、“P2P”、“网络众筹”等新名词，简直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不过，不管这些新事物看上去有多时髦，其实质仍是为了创造更多有效利用资金的渠道，这也是金融这一概念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热闹非常的互联网金融大戏，就像是以往大红大紫的当铺、票号和钱庄换了个马甲的“现代版”，而细细考究这些“金融老祖宗”的成败得失，品味那个年代投资竞争大戏之神韵，或许可以为今人提供一些借鉴，今天，就让我们从老广州“当铺多过米铺”的街头盛景说起吧。
清末民初的老广州商业发达，资金需求十分旺盛，大小当铺共有400多家，民间资本热衷开当铺，官方资本也来插一脚，“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传遍坊间，当年典当业的火爆程度，绝不亚于今天风生水起的互联网金融。
且让我套用一下俗滥了的穿越小说模式，假设你是个正准备逃离北上广的普通青年，刚把番禺的房子卖了，正揣着两百万元的现金存折去火车站，谁知在电梯上脚一滑，掉入时空隧道，穿越到了两百年前的广州城里，身上的两百万元人民币也变成了万两白银（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普通人家的年收入不过几十两白银，于是，你立刻由一个现代普通青年变身为可以纵横老广州的超级土豪！
为此，你决定不再穿越回去了，怀揣着如此丰厚的第一桶金，你开始寻找投资机会。其实这并不难，只要你到街上多转转，到高档茶楼里多听听大佬们的闲谈，再到文德路书坊街翻一翻各路书商刻印的投资秘笈，很快就能作出正确决定：开当铺。要知道，坊间正流行着“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呢，而全城“当铺多过米铺”的盛景，也昭示着这个行业的美好“钱景”。
以上虽是区区小记的戏笔，却也真实反映了老广州典当业的火爆程度。虽说主要都是经营贷款业务，那时开当铺比现在开银行容易多了。只要你手头有个几千上万两的白银，通过当地县衙向省里的藩司申请个执照（辛亥革命后，改为向省财政厅申请），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开当铺也要交税，不过税并不重，按清代中期户部的规定，每个当铺一年的纳税额不过五两白银，就算到了清末，每个当铺的年纳税额增加到了25两白银，但相对于丰厚的利润而言，不过是“湿湿水”。门槛不高，税收不重，管制又少，又逢老广州商业发达，资金需求旺盛……正是这诸多因素使得清末民初的典当业风生水起，火爆异常。
当时，你随便站在老西关哪个高楼上举目四望，看到最多的必是当铺的招牌：这边厢，“和安”、“和合”、“德成”、“两成”晃人眼，那边厢“德昌”、“义信”、“义兴”人簇簇；再说河南，同福大街一带几个富商豪宅附近，“恒隆”、“兴隆”、“义友”、“泰昌”等知名字号扎堆出现，门口还高挂着“岂是因财取利，无非周急为心”之类口气“体贴”，照顾客户体验的对联。据统计，清末民初典当业最为兴盛时，全城大大小小的当铺总共有400多家，所谓“当铺多过米铺”，一点不差。
这些当铺的投资者，除了民间商人外，大概也有不少带着官字号的背景。往大里说一点，就全国范围而言，皇家是最大的当铺投资者。据史料记载，晚清年间，皇家内务府开了十几家当铺，收取巨额利息，比如，只嘉庆六年这一年间，皇家十几个当铺就收了6万多两白银的利钱。当朝皇上成了投资当铺的第一号大佬，地方大员们自然有样学样，投资典当业者比比皆是。
据著名档案专家宋秀元先生撰文所述，晚清年间的典当业事实上形成了“皇当”、“官当”和“民当”三足鼎立的局面。笔者虽然无法找到广东的地方官员投资当铺的直接记录，但综合以上史料推测，面对利润如此丰厚的典当业，本地地方官未必耐得住寂寞，坐失投资良机。
谁能开当铺？
若往全国范围而言，还有当朝皇上，也是投资当铺的大佬。
开当铺门槛高不？
基本没管制，资本多至2万~3万两，少则3000~4000两白银，向衙门申请一个执照，就可以开张营业了。开当铺门槛不高利润高，就像今天的互联网金融特抓人们眼球一样，当年的典当业绝对提供了最佳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想富，开当铺”的俗谚才会口口相传。
由于清政府有“官款生息”的规定，官方除了自开当铺，发放贷款，大赚利差之外，还会将“官款”存入各大当铺，坐收利息，这一笔又一笔的政府存款，就成了各大当铺争相揽储的对象。
现在一说起当铺，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愁眉苦脸的穷哥们的形象，只见他拿着几件破衣烂衫，怯生生走进当铺，顶着伙计鄙夷的目光，唉声叹气地拿上两个小钱，对付一天的柴米油盐。
现代人关于当铺的刻板印象，其实只适用于当时典当业最低端的一类机构—小押。小押的特征是贷款期限短—多在一年以下，有的只有三个月，基本上什么杂物都收，而且押价给得也比较高，多半能给到实物价值的六七成，适合穷人光顾。当然，小押收起利息来也毫不手软，按照学者陈鸿钧、李克义的研究，“小押”的月息总在5分~10分之间，一个穷哥们年初向当铺借了10块钱，到年底连本带息，没准就要翻一番，再加上铺主精算出来的种种办法，其盘剥程度近乎高利贷，所以小押的贷款模式在坊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雷公轰”，无助的借款人多希望苛刻的债主遭遇滚滚天雷啊。
除了小押，典当业更为高端的机构还有两类，一类为大当，另一类为大押，两者的区别在于贷款期限，大当的贷款期限多在三年以上，大押的贷款期限则多为两年或一年。与“小押”比起来，“大当”和“大押”给的押价较低，大约只有实物价值的五成，但利息相对也低，多半只收三分利。
因此，真正出于商业资金周转需要的有钱人，往往会选择“大当”或“大押”，他们押给当铺的东西也多是房契、金银首饰、古玩字画之类，与穷人的犁耙农具、衣服被帐比起来，要“高大上”得多。由于当铺林立，竞争激烈，很多“大当”和“大押”为吸引优质客户，往往会降低贷款利率。民国初年，典当业公会为限制恶性竞争，达成了“价格联盟”，一致约定“本银10两，月息3分”，但不久这个“价格联盟”就被打破了，有些当铺堂而皇之挂出招牌，将月息减至3分以下。
穷人与富人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的确让人感慨资本的无情，但以小记的肤浅见识，若说当铺之存在，主要是为了盘剥穷人，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穷人到处都有，但老广州的当铺主要还是坐落于西关、东山的商业发达地，说明它们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商人的融资需求。再说，珠江南岸的当铺为什么要集聚在几个富商豪宅附近呢？不也是因为靠近优质客户容易发财吗？
说白了，当铺的赢利模式就是提供抵押贷款，然后收取利息，实施的是最基本的金融功能。既然是玩金融，资金规模当然是重中之重。除了自有资金外，还能去哪里找更多的钱呢？当时在老广州，凡是开当铺的，都会盯着一块大肥肉—政府存款。因为清廷有关于“官款生息”的规定，所以各级政府除了自开当铺经营外，还会将大量“官款”存入其他当铺，收取利息。比如，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祯、广东巡抚怡良就将3.5万两“官款”作为本银，起息一分，存入若干大当铺，第二年光利息就收了3500两，而吸收存款的当铺也大吃“利差”，赚了不少钱。
其实，现在香港还有两百多家当铺，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留心一下它们的灯箱广告，就会发现其上半部都有蝙蝠图案。这里边就有个掌故：话说乾隆年间，官府曾将巨额库银存入各大当铺，收取利息，广州的典当业公会作出决定，凡是接存了这笔官款的当铺，招牌上都要点缀蝙蝠图案，以取“引福归堂”之意。这一传统被香港的典当业一直遵循至今。
老广州典当业的好日子持续到上世纪初。之后，新式银行渐成气候，人们可用的融资工具大大增多，当铺的经营模式就显得过于僵化和落后了，过往的辉煌反而构成了“转型图存”的障碍，再加上政局动荡，币值不稳，典当业日趋衰落，“当铺多过米铺”的盛景在广州也就日渐式微了。
《红楼梦》里有个桥段，说的是史湘云、林黛玉两个识文断字的千金小姐，硬是不认识宝钗弟媳邢岫烟的一张当票子。看官你还别笑话她们傻，如果现在有一张当票子放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得明白。因为当铺用的字，绝对是“自成一体，外行难懂”。比如，玉器会写作“假石”，皮袄会写作“皮夭”、银器写作“光同”、珍珠写作“黄珠末”、衫写作“彡”，这样的“行话”既可以节约书写时间，又能避免行外人伪造。此外，不管多光鲜的衣服，只要拿进当铺，一概会被安上“破旧”二字，皮衣必是“光板无毛”，钟表必是“破铜表”，没有这样的行规，又怎么能压低押价呢？当铺发财的另外一个手段就不太上道了，或许可以用“雁过拔毛”来形容。那就是，当顾客拿着金银器去典当时，当铺里的伙计就会拿起来左看右看，再蹭蹭刮刮，难免就蹭掉一些碎屑，客户不会太在意这点碎屑，当铺却深谙“集腋成裘”的道理，从每个客户那里搜刮一点点，几年下来，也够打一个金器了，反正这是没有本钱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