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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15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03618.HK）、广州农商银行（01551.HK）、九台农商银行（06122.HK）、江阴银行（002807.SZ）、无锡银行（600908.SH）、紫金银行（601860.SH）6家上市农商行披露了2018年年报。
另外，常熟银行(601128.SH)、张家港行(002839.SZ)、苏农银行(原吴江银行，603323.SH)通过业绩快报披露了2018年的主要财务数据，青农商行（002958.SZ）在更新后的招股说明书中也公布了去年的经营情况。
在这10家A股或者H股上市农商行中，总体来看，净利润增长比较稳定，9家净利润呈增长趋势，不过盈利能力分化较大，例如，常熟农商行增速超过18%，广州农商行净盈利同比增速超过14%，而上市农商行龙头重庆农商行增长则呈现疲态，2018年净盈利增速为1.37%。此外，九台农商行净利润在2018年出现下滑，同比下降27.8%。
在不良率方面，除去重庆农商行和九台农商行之外，其他8家农商行资产状况变好，不良率下降，其中苏农农商行不良率下降了0.33个百分点，张家港农商行下降了0.31个百分点，青岛农商行下降了0.29个百分点。
盈利能力分化
2018年，九台农商行总营业收入50.37亿元，较2017年的58.40亿元减少13.7%；净利润由2017年的16.38亿元减少27.8%至2018年的11.83亿元。资产为1642.5亿元，同比减少12.2%；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为775.27亿元，同比减少1.6%；客户存款总额为1095.21亿元，同比减少15.7%。
九台农商行表示，主要是由于四家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纳入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来源于子公司的利息净收入等营业收入减少；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减少；受市场交易等因素影响，来源于投资证券的净收益减少。根据年报，在2018年及2017年，这四家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91亿元和13.86亿元，分别占九台农商行总营收的11.7%及23.7%。
上市农商行的“龙头”重庆农商行在2018年净盈利增速较慢，仅为1.37%。2018年净利息收入为200亿元，2017年净利息收入为215亿元；在非息收入中，2018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0.65亿元，与2017年相比减少了2.3亿元；不过其他非利息净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2018年为40亿元，2017年为1.73亿元。
相较于其他上市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和广州农商行净利润增速较快。其中，常熟农商行2018年净利润为15亿元，同比增长18.12%；广州农商行2018年净利润为65亿元，同比增长14.32%。
“净利润的增长是因为生息资产结构调整和付息负债日均规模缩减且付息率下降，使得利息净收入增加；另外也得益于交易净收入和金融投资净损益大幅增加。”广州农商行称。
进一步来看，2018年广州农商行实现利息净收入132.72亿元，同比增加15.77亿元，增幅13.49%，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64.22%。2018年，整体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上升47个基点至4.71%，整体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较上年下降16个基点至2.43%，净利差较上年同期上升63个基点至2.28%，净利息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上升42个基点至2.12%。不过，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15.48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7.49%，同比减少7.44亿元，降幅32.46%。广州农商行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咨询顾问业务手续费、代理及托管业务手续费、理财业务手续费等的下降。
整体不良承压
在上市银行中，2018年资产质量变差的农商行仅有两家，重庆农商行较年初上升了0.31个百分点，2018年年底不良率为1.29%；九台农商行较年初上升了0.02个百分点，2018年年底不良率为1.75%。
重庆农商行2018年年报显示，全年公司贷款不良率较上年末上升0.63个百分点至1.59%，其中，制造业的不良贷款率为3.44%、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为4.27%。不过零售贷款不良率较上年末下降0.11个百分点至0.98%。
单看这10家上市银行，大多数资产质量开始好转，与去年年初相比，2018年年底有8家不良率呈下滑趋势。不良率最高者为江阴农商行，为2.15%。
不过，虽然多家银行加强金融风险管控、降低不良率，但仍有不少地区的部分农商行存在不良贷款率高、拨备覆盖率低、资本充足率低、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
一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农商行内部资产质量分化比较明显。一般来说，省联社弱化管理地区的农商行资产质量还不错，例如上海、北京、重庆等地。而省联社强管理的地方，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比较严重，例如，山东、河南、安徽、贵州等地。
今年4月份，审计署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底，河南浚县农商行等42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40%；吉林省农信社联合社下辖的9家农村商业银行和14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山东省内7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等拨备覆盖率均低于120%至150%的监管要求。
农商行资产偏弱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贷款多投向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而这部分在经济周期下行时风险较大，再加上农商行经营风险比较集中，一旦该区域出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很难规避。例如，夏天海参热死、猪遇疫情，拖累大连农商行2018年不良贷款率高达9.95%；天气影响核桃、花椒收成，导致甘肃省康县农商行2018年9月末不良率为7.90%，较年初上升3.13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表示，对于农商行而言，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风控水平，扩大业务的行业分布，降低客户集中度，做小、做散，用来规避贷款的风险。同时，要借助金融科技的手段，加强贷前预测、贷前监测、贷后的总结。另外，中小银行由于规模小、腾挪的空间有限，处理不良贷款的管道单一，短期难以化解不良，需要给予一定的缓冲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