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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浙江银行高层总结，出问题企业普遍存在的五个共性：第一，过度投资，短债长投。第二，企业大而不强，内部管理失控。第三，部分遇到困难的企业杠杆率偏高，且杠杆结构问题突出，长中短债务结构不合理。第四，在主业竞争力都还不是很强的时候盲目多元化。第五，存在一定的投机心理。
浙江信贷一线调研
银行信贷导入实体是个微妙而复杂的过程。一边是浙江屡创新高的信贷投放，一边是浙江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的“雷声”不断，这之间的断层是如何形成的？过去的资金热衷流向政府平台、楼市、股市等领域，资金导流实业的通道到底堵在哪儿，这是市场的关注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一个月以来，深入浙江杭州、湖州、温州、嘉兴、桐乡等民营企业集聚比较密集的区域，通过采访企业、银行、监管部门等，对国企、大中小微民企展开层级化调研，多维度了解宏观政策下的实体领域产融变化。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果把观察浙江的维度拉长至十年来看，这些年来浙江银行业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经历了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的短暂下降后，2012年开始又呈上升趋势。
其从2011年末的1.66，上升到2018年的1.88。而2018年末广东、江苏、山东分别只有1.49、1.27、1.02。2018年，浙江省新增贷款1.55万亿元，江苏新增1.36万亿，同期浙江的GDP（5.62万亿）只有江苏（9.26万亿）的6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浙江一位地方监管官员曾在一次会议中对辖内银行机构表示，这种现象，站在微观角度解释，银行业发放的贷款要么违规流入了股市、房市，要么在容易获得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空转，或被用于省外投资，而那些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民营企业没能及时获得信贷支持。
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去年以来浙江实体领域的部分企业出现的资金链紧张现象，很多时候是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一位银行的高管7月24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数据和民企的现状反差很大，从数据上看都不错，但是从个体企业的现状来看真的很难。”
幸与不幸之间
去年以来，浙江部分民营企业面临债券集中到期、续发新债困难等问题，一些上市公司股东还面临着股权质押被强行平仓风险。
一位浙江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日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民企通过借新还旧来循环，从而短债长用是很常见的现象，今年公司大力改革，提高长期债券比例，提高境外融资、直接融资比例，合理配置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比如说其在一家境外银行获得的12年期贷款，总成本年化利率低至2.3%。
该上市公司还是幸运的，虽然股票质押率较高但主业的业绩突出、前景良好、总负债率适中，通过省内一银行的“股票质押置换贷”，公司成功将质押率控制在50%以内，降低了股票平仓风险。
同样幸运的还有新兴产业和高科技型企业，这两年成为备受政府和银行关照的宠儿。
赛思科技是总部在浙江嘉兴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今年3月份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到赛思视察时对嘉兴市金融办、市人行、市银保监说：“破解了赛思的融资问题，可能就是树立了一个破题科技金融难的样本。”
赛思科技财务总监王文涛近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公司成立早期团队很小，没有什么资产，银行信贷比例较小，以股权融资为主，但在某些特定时期，银行信贷是至关重要的。”王文涛还表示，受益于这两年银行业对科技型企业的重视，公司在银行的专利质押和股权质押都用足了，就连投资人在做尽职调查的时候都很惊讶，公司的信贷额度这么多，利率这么低。
嘉楠耘智是杭州市江干区的一家科技企业，目前专注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业务。公司财务总监洪全付近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因为银行信贷给了很大支持，公司做的股权融资并不多。而因为科技企业没有太多固定资产，在省内一家银行获得的1亿授信基本都是纯信用贷款。
浙江诺尔康是一家从事医疗器械的高科技公司，总裁李楚曾作为双创代表两度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李楚近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公司正在冲刺科创板，由于研发方面投入巨大，公司成立13年来没有盈利，银行的信贷支持成为公司创始人股权没有被稀释太多的重要支撑。
但是传统行业还是很难。为了预防股票质押的平仓风险，一家在浙江台州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希望逐步压降股票质押比例，但与多家金融机构沟通都发现没人愿意接盘。“银行也不傻，公司借钱就是为了还债的，而且主营业务都出现了问题的没人敢贷。”其财务总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湖州织里镇一童装企业前几年因为老板投资其它行业导致资金链紧张，各银行闻风纷纷抽贷压贷“雪上加霜”。“幸运的是2017年底到2018年童装市场回暖，带动织里镇工业厂房价格攀升，我手里有块长期出租的工业厂房，抛售后回笼资金过亿，突然我就从各银行避之不及的风险企业变成银行纷纷上门营销的存款大户，有些甚至给出超出我预期的授信。”该老板日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起这些年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喜录。
成功企业各有其成功之道，陷入危机的企业却都是相似的。从去年爆出债务危机的盾安，到今年申请破产重组的新光，及最近刚出现10亿债券违约的精功集团，都存在共性问题。
在和多家浙江企业交流之后，一位浙江银行高层近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结出问题企业普遍存在的五个共性：第一，过度投资，短债长投。第二，企业大而不强，内部管理失控。第三，部分遇到困难的企业杠杆率偏高，且杠杆结构问题突出，长中短债务结构不合理。第四，在主业竞争力都还不是很强的时候盲目多元化。第五，存在一定的投机心理。
风险转向
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是一门艺术。
一位浙江地方监管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8年中就关注到风险的转向，从以前的经营性风险转到流动性风险，从小微转到大中型民营企业，从互保转向企业头寸短缺，并形成连锁反应。
“原来我们讲的是小微企业出问题，后来发现原来意义上优质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也变得非常突出。从资本市场开始，然后和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关联，三个市场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也存在市场失灵。”
一位股份行的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年来风险事件的发生有些新特点：因为去杠杆及外部融资合规性提升，一些大型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过度多元化经营的大型民营企业成为风险大户。另外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部分民营上市公司风险也上升。这些因素又互相叠加。
“因为浙江是市场化比较高的区域，浙商是对市场反应最为灵敏的一个群体，很多问题都是在浙江率先反映出来，浙商率先感受到。实际上2017年底、2018年初我们就感受到，因为多重因素影响造成一定比例的大企业、大集团、上市集团的大股东流动性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在去年不断的演化加剧。”一位浙江银行业的高层日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事实上，去年最早爆发债务危机的盾安集团在政府介入之后得到妥善处置。据其债委会单位之一介绍，经过去年的努力，基本实现预期目标，企业生产稳定，瘦身健体工作有序在推进。
一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的相关负责人日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出问题的企业可以总结为“三个过度”，即过度融资、过度担保、过度投资，在结构调整中企业过度靠债务资金来发展是有风险的。
结构性问题
多位浙江的资深银行业人士都表示，在信贷增长背后，大型民企频频出现问题，主要有总量、结构和企业自身三个原因。
第一，总量方面，资金面宽裕与否最关键还是看总量，但不能只看信贷数据，还要看社融数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获得的浙江省五大行今年前六个月的最新贷款数据显示，2019年1-6月，浙江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合计新增信贷2564亿元，相比2018年上半年的1575亿元大幅增长62.8%。按以往推算，浙江五大行贷款占全省总贷款的四成以上。
一位股份行浙江区域负责人则称，浙江这两年信贷增长较快有三个原因，一是此前的基数低，2017年很多银行都是负增长。二是受资管新政影响，表外和表表外投放回表，这一块规模也很可观。
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省全年新增贷款15500.6亿元，同比多增7071.8亿元。2017年浙江省全年新增贷款8428.8亿元，同比多增3090.6亿元。尽管2018年浙江新增贷款同比几近翻倍，但同期社融多增的幅度反而同比下降30%，可见非信贷类融资数据的降幅之大。
2018年浙江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9499亿元，同比多增4053亿元。2017年，浙江省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3331亿元，同比多增5846亿元。可见，2018年同比多增的幅度反而比2017年减少1793亿元，降幅约为30.6%。
三是，五月底某风险事件虽然总体影响不大，但对银行间市场信心影响非常大。“现在不是是个持牌金融机构都敢给钱，因此很多的流动性都在大型国有银行那里，这导致钱从大型国有银行通过同业负债传导到中小银行再传导到民企的通道也被堵住了。”前述股份行浙江区域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浙江大型民营企业陷入危机的导火索大多是债券违约。主要因为前几年企业信用债利率比银行信贷还低，很多企业大力发债，现在债市收紧，过度负债的企业自然就吃紧。
第二，结构存在问题。从信贷结构来看，一位四大行的浙江省行人士7月25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上半年四大行的新增贷款增速非常快，但在投放结构上，交通、水利等政府基建类项目投放规模比较大，超过了新增贷款规模的一半。
另外一个突出的投向是个人贷款。这两年消费升级明显，普通个人消费贷款产品很多，包括信用卡分期和消费贷款；浙江的专业细分市场比较多，个体经济比较发达，个人经营性贷款也增长很快。此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也比较明显。
“今年我们的个贷增量占到了半壁江山，以往都是法人贷为主，今年1-4月个贷增量占比到了40%，个贷增速比法人快。”前述浙江省大行人士表示。
“政府平台不会少，国有企业也不会少，楼市也不会少，小微企业现在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唯有大中型民营企业，爹不疼娘不爱的，哪头都没有落着。”一位浙江银行业的高层7月24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过接下来房地产企业也会有压力。”
第三，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浙江省内一家同时踩雷“盾安”和“精功”的银行相关高管7月25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的问题主要还是流动性风险，并不是资不抵债。
“债券不像银行贷款有一定灵活度，债券是刚性兑付的，以前发债比较方便，通过续发滚动还债，但去年以来，发债很难，企业没法借新还旧。企业发债拿到的钱用于自身经营是可以的，但如果拿去投资，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最大的问题在于盲目扩张多元化，没有聚焦主业。”
如何畅通融资？
在全国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的大背景下，浙江的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在解决融资的“高山”问题方面又有什么自选动作？
浙江省2019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突出稳企业，因为稳企业才能稳就业，才能稳其他方面。并且从今年初，浙江开始提出要实施融资畅通工程。
一位政府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浙江的融资畅通工程具体来说首先是要建立三张名单：要帮扶纾困的企业名单、要支持的优质企业名单和正常经营又需要资金的中小微企业名单；其次是要建立一个金融综合服务的平台，破解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把所有的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平台上，为银企对接提供有效支持；最后要探索多条路径支持融资畅通。
以企业发债难问题为例，浙江地方监管部门已通过多种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2018年5月开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债券发行量出现明显下滑。2018年9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共同举办浙江省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推介会，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参与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省份，在全国率先签订《浙江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三方协议》。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全省共三批、10家民营企业的13个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项目成功落地，发债金额60.2亿元，相关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成交17.7亿元，成交量和发行额均排名全国第一。从已落地的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项目看，发债利率比市场预期总体下降20个基点以上（第三批发行的企业发债利率基本低于市场预期利率50基点以上）。
在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带动下，全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得到初步修复。2018年四季度，全省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量同比增长13%，环比增长43%。
以浙江某经济龙头市为例，该市地方人行按季摸排民营企业发债需求，按周监测发债动态，通过召开专题会、推进会和走访推介等方式，搭建承销银行与民营企业的沟通对接平台。2019年截至一季度末该市已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启动外部主体评级等发债前期准备工作，1家民营企业拟发行中长期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同时，对承销和购买该市民营企业债券的金融机构，该市人行中心支行在再贷款、再贴现和信贷政策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以提高金融机构承销和购买该市民营企业债券的积极性。努力的成果也显著，今年一季度全市债券融资新增39亿元，同比上升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