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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信贷数据、银行间流动性、贷款增速、民企投向占比、不良率均保持亮眼；一方面是民企违约，流动性紧张，动辄便提融资难融资贵。
似乎无解的矛盾，无解的题，信贷流向实体为何仍待疏通，拥堵在何处？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调研中，一线信贷员李哲（化名）在饭桌上和记者讲起了做信贷的压力与无奈，“不论合理不合理，理解不理解，总归跟着行里政策走，完成那些永远没个头的指标。优质客户就那么多，第一怕第二超越，第二要赶超第一，同业间的竞争压力也是每一个信贷员的压力。”
现有体制下，靠银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在信贷员眼里几乎就是“不可能”。
纠结融资贵的是与非
李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怂动的个人观点：“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对伪命题，也是跷跷板的两端。十几年的信贷业务经验看，这两者很难同时解决。”
他认为，应该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自然迎刃而解。
在整个民营企业融资中，商业银行的参与份额还是太少。李哲认为，核心在于银行信贷资金定价受制于“融资不能贵”，就不得不收紧风险敞口。
“比如说目前都在大力推行的普惠贷款，很多产品追求低息，利率甚至维持在基准，整体居于5%左右的居多。但如果可以允许我把利率提高至6%，因为银行具有比社会融资更低的资金成本，这意味着同样的利率，银行的风控模型可以放得更松，那么整体可以在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增加了。”
李哲指出，随着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整体融资利率自然会出现下降。目前民企连融资难尚未解决，永远纠结在融资贵，核心问题将难以实质性解决。
目前银行对于优质客户的争夺很激烈，大行的优势在于可以给到的利率更低，一些中小行可以给到更大的风险敞口，但本身的资金成本更高，综合来看其实给到的利率和扩大的风险敞口并不能形成一个理想的覆盖范围。目前银行间的竞争也主要停留在优质客户的争夺上，信贷经理拼命拉拢优质客户，形成的增长数据并不能完全客观反映整个民企融资难问题的解决。
“此外，民企自身的融资观念也存在缺位。有一些极端案例，很多银行的贷款产品利率很低，但是客户不相信自己有资质获得低息贷款，而寻求市面上的贷款中介公司。其实是同一款产品，手续费白白多出几个点，这一方面说明目前民企直接寻求银行融资的观念还欠缺，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机构依然需要加强引导。”他进一步举例指出。
不合理的指标
李哲认为，中国的信贷与我国经济、社会特色保持了一致，即存在从众心理，很容易形成“风口”。从之前的投向房地产、基建、政府平台，到现在的普惠金融，政策的引导左右着信贷员的各类指标，但指标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风险，却待市场检验。
今年普惠金融成为银行业的重点，普惠贷款也成为考核信贷员的重要指标。“在广东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对普惠贷款制定高指标尚在合理范围，但有些可笑的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个普通支行，信贷员也有人均300万的普惠贷款指标，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即使完成了指标，如何保证后续不出风险？又或者这些资金还是流向了有限的优质企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也发现，信贷资源与实际需求的匹配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这种指标的导向下，银行即使完成数据上的贷款，但结果是贷款并非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入房地产或者其他金融产品形成空转。
一位广东某市监管人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的资金空转确实存在，银行偏好的优质客户资金需求或许并没有那么迫切。
有企业主反映，银行总是主动向其推销贷款，如果利率合适当然考虑贷款，但应该花到哪里去？没有特别迫切的企业扩张和还债需求下，相较经营企业每年8%－10%的利润率，那么投资房地产轻松获得超过15%收益率确实有吸引力。
华北某大行信贷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银行在实际信贷投放中的操作局限性很大，近期普惠贷款的风口下，银行能操作的就是将一些企业普通项目贷款尽量向普惠贷款的条件靠近，以获得更大的审批通过率，传统项目贷款敞口并未放松过。
一位深圳教育企业财务总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大部分民企来说，抗击经济周期风险的能力更弱，尤其在广东，外贸、服务业等轻资产企业较多，在现有银行风控标准下，依旧是看资质、看抵押物，纯信用贷款利率多在10%以上，且额度有限，能够靠收益承受资金成本的民营企业寥寥无几，这种机制下加剧了民企借新还旧及至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记者也了解到，比较主流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贷产品年化利率多在10％以上，甚至高达15%以上。虽然相关资金提供方指出利率合理性在于平均资金使用期限短，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于轻资产的民营企业而言，其长期资金的合理需求一直未被满足。
如何平衡风险、真实需求与商业可持续？如何真正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面对这些被反复提出的疑问，一线人士告诉记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太多，绝非一朝一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