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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保险消息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6年第十三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于4月20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迈进‘十三五’——新发展理念与全面小康”，和讯网保险频道对论坛进行全程直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他指出在今后的五年里要实现GDP翻番的目标。他表示可以通过改革直接获取红利，并且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减缓公司上涨过快的压力。另外，要加大全要素生产力，这是在坚持社会政策的前提下。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的题目是《创造性破坏和社会政策的托底》。任何时候都会有对立面，一类是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另一面说任何社会救助政策都会有它的依赖性，而这个依赖性会伤害劳动力市场的激励，降低劳动参与率。这两个观点历史上曾经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被放在一起，讲到了两面，因此我把这个叫做穆勒两难。
从国际经验看，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都会遇到这个穆勒两难。第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典型的案例往往发生在拉美国家，而拉美国家一个弊端就是它的过早、过重的社会主义，在蛋糕不大的情况下做广泛的承诺。同时老的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它也有福利过度化的倾向，也成为它现在结构性改革推进的阻碍。国际经验一直在说穆勒悖论、穆勒两难一直存在，今天我们其实也存在，下面我讲中国的问题。
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首先就是增长速度降下来了，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做任何政策的设计的一个最基本前提。中国经济减速是供给侧的原因。中国经济在过去30周年实现了高速增长，10%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大约10%左右的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支撑的，潜在增加率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提高速度决定的。
我们测算的速度也是大概10%的潜在增加力，如果潜在增加力是10%，那么低于10%就说明有缺口，没有达到潜在增加力，这是需求侧的冲击。因此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发生了很多次经济低谷，都是需求侧的冲击，这叫做周期需求侧现象。
中国有四次这样的现象，把每一个谷底连接起来，大约十年，是需求侧的因素。如果你认为中国还有10%的潜在增长率的话，今年预计6.7%，你会得到一个增长的缺口，你以为它还是需求侧的因素、是周期因素，因此你担心为什么还没有到达谷底。
因为我们中国到了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表面上，我们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到了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这是2010年做的一个调查。从更深层面看，我们经历了一个人口的转折点，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不再提高，而是从2010年开始就负增长了。反过来，我国人口到2010年降到最低点，在这之后就是上升的趋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这些转折点怎么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劳动竞争力下降。第二，当新劳动力每年在减少的时候，年轻一代远远比老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因此当他们成长速度慢下来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下降了。第三，当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发生。第四，因为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我们农村每年毕业的中学生，16—19岁的人群到2014年到达了峰值，去年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进城的速度大大下降，它带来的资源重新配制效应会大大弱化，生产力提高就减慢了，这些都会导致潜在增加力下降。
根据测算，2010年之前增长率10%，每次低于潜在增加率都说明是需求冲击，是周期现象。到“十三五”，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下降到6.2%，同时我们现在六点几的增长速度还在潜在增长率之上，没有增长噱头，但是你以为中国经济还有10%、9%，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增长缺口，因此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供给侧的原因，因此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保增长。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实工作中要去部属，去杠杆、去产能。那么上升到理论怎么做？在我们传统的增长源泉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固然还有一定潜力要挖掘，比如说劳动力供给还有潜力，农民工让他在城市都住下来，挖掘他的劳动力供给潜力，降低劳动力成本。但是更根本、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在于创新发展，而创新发展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全要素生产力驱动的。那么权衡生产力是生产投入之外给你带来的增长的源泉，是效益，归根结底是配制效益。过去30年我们有着生产力提高，来源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全世界范围的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它意味着什么呢？农业是个劳动力过剩、生产力低的部门，当你把过剩的资源吸引出来，投入到了更高的资源不足的产业中，你得到了一个资源重新配制效益，这个效益构成了我们全要素生产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分。
2014年农村16—19岁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是负增长，农民工的转移速度也就会越来越慢。很显然，这个急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制的效益就越来越少。我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像一个新的模式，那个时候还有资源重新配制的源泉。三大产业是一个大的资源重新配制，那么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还可以重新配制资源。在一个行业中，企业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你也是这个行业的企业，我也是这个行业的企业，那么我们的生产力差距如果还存在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力低的部门不应该存在，它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应该由生产力更高的企业来接管，这就叫做“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一个比较经济学的概念，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要能够让企业进入，想进入的就要没有壁垒进入，要让企业退出，它没有优势了就应该退出去，该死亡的就死亡，不能像僵尸一样存在，那么这样就可以重新发动新的一轮资源重新配制，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在发达经济体的研究中，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靠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制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因此很显然，中国未来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应该来自于创造性破坏。
那么创造性破坏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不破坏就不能创造，因此我们要破坏。但是过剩产能可以破坏，没有效力的僵尸企业可以破坏，甚至不再有竞争力的岗位、技能也可以破坏，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破坏，那就是人，就是劳动者。因为劳动这个生产要素不一样，它的载体是人，而人是不能破坏的。但是岗位可以破坏，那人和岗位怎么分开呢？有两种办法，在90年代末，我们也曾经尝试保留一个岗位，它和产业结构调整背道而驰，当然在那个时代是必须的，但是在今后这就不能这样，保护这个岗位就保护了这个行业、这个企业，你就保护了落后。我要破坏它，但是人不能破坏，因此不要让我们的产业政策解决人的问题，要让社会政策对人进行保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政策托底和创造性破坏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中国当前特定的情况下，穆勒两难是我们面临的和想解决的问题，它仍然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意义的，也是一种理论命题。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应该把穆勒两难作为一个考虑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论证我们走的方向，我们要研究目标、模式。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这个目标、模式会有什么约束条件，穆勒两难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在设计目标、模式的同时，能够讨论约束条件，提出解决约束条件的办法，才是一个走出了书斋、面对真实世界的一个经济学、一个政策建议。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大家能够一方面把最好的研究心得、你的设计本身提出来，同时也能让这个设计更加有利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打破传统的约束条件、打破所谓的穆勒悖论。到今天，经济学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西方经济学也没有解决穆勒两难。所以我提出希望，说我们包括的问题也可以从这个命题入手，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