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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对美债资产的偏重，使得我国面临诸多的政策空间约束和风险挑战，但是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演进，许多情况在发生变化。例如，一方面，截至去年12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回落，去年增量创下近10年最低。另一方面，据统计我国1月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连续第五个月下滑，比作为美国第二大债权国的日本只多约5亿美元。
可以看到，在外汇储备增速放缓和减持美债的背后，确实有许多被动因素的作用。例如，美联储退出QE、人民币汇率预期分化等因素，使得境内资本流出压力加大，加上在国内外多重压力下，连续几年的外贸规模指标增长乏力，这些都造成了外汇储备逐渐也告别了高增长时代。进一步看，外汇储备增速下降，也会带来结构性的资产收缩或调整，因此减持美债便带有一些被动性特点。
与此同时，在这一系列现象背后也体现出某些政策性的主动因素。一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逐渐表明，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新兴经济体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带来高额成本与潜在风险。同时，如同中国这样的“巨国经济体”，也不能只靠贸易立国的外向型道路，而需要内外结合。在这些理念指引下，对于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性调整与优化，都反映了经济发展模式与政策导向的主动转变。
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央行更喜欢运用价格型工具，新兴经济体央行则偏重广义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工具，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非公共部门和机构的流动性需求，或者达到央行特定的资金价格调控目标。而危机之后为了解决流动性困局和经济下滑，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各国央行，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并且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具体要素，创造出多元化的、便利操作的综合性政策工具，从而对市场流动性、利率体系和私人部门预期产生更“立竿见影”的影响。我国的央行资产管理和政策选择，也顺应了这一普遍趋势。
进一步来看，央行主动型资产管理是与资产负债表政策运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长期以来，对冲外汇占款成为严重制约央行资产负债表腾挪空间的核心因素。随着内外环境变化，这种对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约束在弱化，结构性调整空间在增大，当然在国际化背景下，央行资产负债表内的不可控因素、跨境因素等都带来新的政策机遇和挑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应把资产负债表政策简单等同于量化宽松和资产项目扩张，在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使得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前提下，央行顺应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性创新与调整，无论是外汇储备等资产方的结构优化，还是负债方的对应调整，或许都将逐渐演变为常态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