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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得知自己投资的43万出事了，是在早上6点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看到了P2P平台凌晨5点发布的清盘公告。
“我们算爆得晚的。端午节时唐小僧出了事，心里就有所准备。但平台一直都在正常回款，所以心存侥幸吧。结果那天突然不回款了，一天后，就被清盘了。”
除了一宿没睡的人，小春大概算是第一批得知清盘消息的人。
4个小时后，她和一位“难友”直奔经侦办。
经侦办里已经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仿佛台风即将降临的天空。
P2P平台在近一个月里以平均每天5家的速度集体爆雷，远远超出了经侦办所能承受的办案能力。“一共也就30个人，灭火都来不及，现场就一个女警察坐在那。”
而办案人员的短缺，让等待中的人更为焦虑，谩骂、哭泣、争吵在人群中爆发着。
“我亲眼看到有个女的，一边填资料，一边被她朋友骂的狗血淋头。她拉着朋友投资，朋友在外地，不能亲自过来立案。”小春有些愤恨，“亲情、友情，在钱面前什么都不是。”
女警察很是淡定：“我妈也投了20万呢。拿不回来了。”
小王投资的平台爆雷后，他加入了10几个维权群，还成为了一个维权群的群主。
每天早上起来，就有几千条消息涌入手机里。
“你不看吧，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你看吧，里面大部分都是负能量的情绪。”后来小王索性自己拉了一个维权群，在这个群里，他要求大家少说话，只分享那些可以实施的具体操作。
作为群主，他必须把自己能够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全部看完，然后整理出一份清单，告诉大家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做。例如：今天要转发、点赞哪几条微博，一起给总理写挂号信（具体的写作格式、投寄地址），找律师做法律咨询，组织维权行动等等……
小王的维权群一共组织过两次行动，第二次维权行动让小王的一些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按照他的说法，“在这之前，我都能够理解执法人员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所做的一些必要措施，但是那天发生的事，我不懂。”
那天上午，他们约定在信访局门口的广场集合，但还没集结完成，就有人出现，要求检查他们的证件和手机信息，一旦确认是维权者，就被带上了大巴车。
当天晚上，他们被迫留在派出所里，度过漫长一夜。
小春也在派出所熬了一夜，只不过是在门外。
她在维权群里看见消息， P2P平台的老板说自己已经前往湖南去找借贷方讨钱，已经让“二老板”去派出所配合调查，小春立刻飞奔去了派出所。
他们果然看见了“二老板”，但是没有对上一句话，二老板就被警方带入询问。小春他们守在门口，想等一个说法。谁知等到了12点，都没看见二老板的人影。有人进去找了一圈，发现二老板在会议室的凳子上睡了。
小春他们不敢离开，于是几个维权者约定轮流值班，看着二老板什么时候出来。第二天一早，又有另一批维权者过来“交接班”。
直到第三天，确认二老板必须每天到派出所报道后，维权者才离开派出所。
小春刚出月子，还在哺乳期，但看到维权群里难友们发布的信息，她无法坐在家里等待：“那一周，真的是天天在派出所里度过的。”
阿七的老公则是逃一般地离开派出所。
他曾经在投融家任职，两年开始办理离职，公司不放行，一直到一年前才切割干净。他本来以为，这就是他和老东家最后的牵扯。本周二，却突然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去进行调查。
在P2P集体爆雷事件中，投融家是第一家被定性为诈骗的。老板早已跑路，名下资产全部转移到了国外。
阿七的老公最终被判罚一年的佣金（约50~200万），“算是给个教训”。而他的同班同学，在投融家做到副总级别，则直接被逮捕。
我问阿七，你老公知道公司在骗人吗？她说：“
不知道啊，其实他们也是被骗的。而且我老公两年前就不去上班了。”
我又问她，你老公的同学，那位副总知道吗？她说：“大概总知道一些吧，但是做到他这个级别，公司根本不可能放他走的。”
“P2P一个月连爆100家”听起来很恐怖，但并不是所有的P2P平台都像投融家一样被真正定义为欺诈案件。
大部分P2P如今无法兑付，实际上是受到了连续爆雷事件给整个行业带来的恐慌和连锁反应。
P2P平台面临的其实是两方的压力，C端投资方出现用户提现潮，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在平台清盘前拿钱离场的幸运儿，但大批量要求兑付的交易单超过了平台能够负荷的能力；而B端的借贷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还款，偷偷观望情势，因为“一旦平台爆了，我就可以不还钱了” 。
这就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博弈。
例如，在得知平台有爆雷风险的时候，究竟要不要立刻报警呢？如果不报警，大股东一旦跑路，结果就是再也拿不到还款，但如果你报警，警方把大股东法人抓起来，投资人想要拿到还款就更没有希望了。
小王说，你能够相信吗，虽然大家都是受骗上当的难友，但群里每天都在为了这些问题相互吵来吵去。指责对方太早报警，或者争论请律师的费用究竟该平分还是该按涉案金额比例分。
即便如此，小王更害怕的，还是大家渐渐“认命”。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突然发现每个维权群里只有几条留言了，那时候我的心咯噔一下。”
小王在P2P平台投入了50万，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控制得不错，因为这个金额对他来说，还算是在合理风险承受范围内。
但是，从那天开始，小王把每天30%的精力都投入到组织维权这件事情上。
“我不想认命，这件事是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一起维权把事情做成的。如果因为害怕让家里人知道、在警局留下案底、长途奔波、工作受影响，每个人都不去做这件事，那这个事情就永远做不成。我们的维权意识就永远打不通，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小王喝了口咖啡，夜很深，他从城市另一端开车赶来接受采访：“也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大朵大朵的云从城市上空掠过，一会疾风骤雨，一会晴空万里。有人在朋友圈说：这个城市在睁着眼睛哭。
小巴跑去刚刚爆雷的一家P2P公司楼下，保安不放行，“没啥好去的，楼上门都关了。”
他说每天有上百号人来这里，想要上楼去看看。他们已经把天台给锁了起来。
我告诉他，对面派出所的警察和我说，他们每天只收到了十几个报案的信息：“是骗我吗？”
“不是。”保安回答我，“的确有人只是想过来看看情况。而且他也是不希望你们紧张。钱可能还是可以要回来的。”
我离开的时候，他又对我重复喊了一句：
“钱可能还是可以要回来的。但愿，但愿吧！”
小春在微信上告诉我，“大老板”准备回来了，下周一会和他们见面，告知具体的兑付方案。“大概一年的样子，可以拿回全部的本金。时间会久一点，也怕中途再出幺蛾子。但好歹有一线希望。”
我问她，你觉得你的钱可以拿回来吗？
她说，但愿，但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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